姚崇一向认为：“官者，庶人之师，其身既正，不令而行，在下无怨，唯上之平。”鉴此，在他任相期间，除了确保自己“身正”，还分外下力气整肃吏治。
早在睿宗即位前，曾一度时兴“斜封官”：公主、后妃们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皇帝面前撒娇求情，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（皇帝任官封爵的书）任命官吏，并用斜封（非正式渠道）交付中书省办理相关事宜。如此一来，选举官吏的机构形同虚设，买官卖官现象日益严重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官多为患，滥官充溢，甚至出现了宰相、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的现象，被时人戏称为“三无坐处”，大大影响了正常政务活动的开展。那些花钱买官的人，做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，致使百姓怨声载道；同时，官多俸多，国家开支更大，也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。
鉴此，姚崇联合宋碌等人上疏睿宗皇帝，力主：“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。”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。于是，他迅速撤销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司、监、署部门，并一次性罢免了斜封官数千人。
玄宗继位后，姚崇裁减冗员的力度有增无减。他先后罢免了员外官、试官、检校官，并申明：曾担任这三种官职的人，如果今后没有突出的政绩或战功，吏部和兵部不得重新录用。
对于那些“走后门”谋取官职的，无论何人，姚崇无不坚决制止。有一次，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，要求把他府中一个名叫阎楚圭的录事升为参军。录事为九品， 参军为正七品，如此破格提拔，在当时还不多见。但是，玄宗竟然答应下来。姚崇闻讯，立即上疏反对。他说：“臣窃以量材授官，当归有司，若缘亲故之恩，得以官爵为惠，踵习近事，实紊纪纲。”意思是：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，如果因亲故之恩就给以升官晋爵，将会重蹈前朝冗官泛滥之覆辙，扰乱国家法纪。经他一番力争，玄宗才收回了成命。从此，向皇帝请谒讨官的风气得到了遏制。
姚崇十分注重以法制约束百官。对违法乱纪者，无论是谁，绝不宽容。有一次，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依仗权势，为非作歹，欺压百姓，理应治罪。但是，当王仙童受到御史的弹劾后，李业竟面见父皇，求他网开一面宽释王仙童。姚崇听说后，又马上上疏道：“王仙童罪状明白，御史所言无所枉，不可纵舍。”玄宗经过反复考虑，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使王仙童得到了应有的惩治。这一举措，给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豪强贵族当头一棒，他们自此以后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。
此外，姚崇还鉴于武后末年以来接连发生政变的教训，协助玄宗将诸王改任外州刺史，只享爵位，不再掌握军政大权；规谏玄宗戚属不任台省、不预朝政；还奏请玄宗同意后，实施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交流的制度等。凡此种种，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。
【品古论今】
姚崇，字元之，陕州硖石人。他曾在武则天圣历元年、唐睿宗景云元年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三次为相，对挽救危局，整顿吏治，振兴经济，开创开元之治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人们称之为“救世宰相”。司马光在其《资治通鉴》 中也说：“唐世宰相，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，他人莫得比焉。”意思是，在唐朝360多名宰相中，房玄龄、杜如晦和姚崇、宋碌是最出色的。由此可见，姚崇对唐朝的影响是多么巨大。而官吏作为辅佐皇帝的人员，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。作为皇帝的股肱之臣，面对混乱的官场，姚崇挺身而出，大力整肃吏治，不仅约束了大臣的行为，更为唐朝的繁荣和发展夯实了基础，其行为和决心让人叹服。
